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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牧云先生，北京人，牧云先生 85后，毕业于外交学院，现为律师，热爱探索和发现，喜欢对细小的历史细节、社会现象或头脑中的短暂闪念深入探寻，是谓“研几”。公众号取“慎独研几”之意，名为：“研几社”（微信号：ShenduYanji）。

　　两个威廉的故事

　　2015年秋天，我们驾车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兰州、西宁，缘青海湖南沿到茶卡，再北上到达敦煌，然后东返，经嘉峪关、张掖、中卫、银川、呼和浩特回到北京。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自驾西北，一路之上，再一次被荒凉和壮阔的风景打动着，也再一次被所见所闻的故事打动着。

摄于罗布泊东缘雅丹地貌

　　车轮打破了空间的束缚，故事则打开了时间的隧道。每一次旅行，何尝不是一次时空穿越呢。

　　在莫高窟，莫高窟哪一年被发现你一定会听到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尽管名声在外，但世人却对他们评价不一。他们就是斯坦因与伯希和。

　　斯坦因（Marc AurelStein，1862-1943）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籍，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平生进行了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重点考察区域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他是最早研究和公布敦煌文物的人，也是现今流于海外的敦煌文物的主要搜集者。

马克·奥雷尔·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

尽管在西方被誉为国际敦煌学的鼻祖，但斯坦因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因为他在1907年第一次到达敦煌时，就从当年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王道士手中以40块马蹄银的价格，“买”走了足足七天时间才检查完毕的珍贵写本和绢画，此后在1914年的第二次考察时又以500两银子“换”走了570余件写本和绘画。同样是1914年，在米阮遗址，斯坦因用凿墙据木的方式剥下并带走了几乎全部的壁画。

斯坦因搜掠的文物现在分散在英国的许多博物馆里，其中最珍贵的部分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还为这些稀世珍宝专门设置了斯坦因密室，其中的藏品至今从未公开展出过。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是法国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毕生志力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1906到1908年间曾到中国甘肃、新疆一带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伯希和比斯坦因晚了一步，1908年3月才到达敦煌，他在藏经洞中待了3周，把斯坦因未及带走的书卷通检一遍。“汉学家”对于伯希和可不只是个名头，他不仅精通汉语，而且是真的了解中华文化，因此他选出了藏经洞里剩余最有价值的经卷，几乎尽为孤本。经过和王道士的谈判，伯希和顺利地把斯坦因忽略的更珍贵的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装车运走了。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文物，现今大多收藏于法国的吉美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共藏有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

　　因为掠宝之事，斯坦因与伯希和在中国通常被冠以“骗子”“盗贼”之名。但毋庸置疑，他们回国后正是基于对这些珍宝的研究而发表出版了著作等身的论文和书籍莫高窟哪一年被发现；另一方面，对于今天的普通游客而言，也许一生都不会去拜读这些论文和书籍，却无妨对这些珍宝本身产生兴趣，于是珍宝自身的价值，也使他们的收集者们后世留名。

　　关于以上两位“大师”亦“大盗”的事迹，并不令人陌生，而真正让我们感慨良多的，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另一位外国朋友，而他的名字，在我们到达嘉峪关以前，一次都没有听说过。

　　嘉峪关距离敦煌并不远，从敦煌向东驱车不到四百公里就到了，在广袤的大西北，四百公里的车程实在不算漫长。

摄于嘉峪关城关

嘉峪关因长城而得名，是明长城的最西端，与秦皇岛的山海关、北京的居庸关、张家口的大境门一起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名关”。在讨论长城的语境里，嘉峪关的地位是很高的。

十月份的嘉峪关，已经没有许多游客了，落日余晖下显出几分萧索。在通往关城的碑廊里，放置着一排拼起来总共三四十米长的展板。这是一个露天的图片展，展览的名字叫“万里长城，百年回望”，再仔细看来，原来这是一个设立在关城里的永久展览，在2007年就已经开展了，难怪展板在外观上已经显得很老旧了。

　　图片展的内容是对许许多多组新老照片的对比，每一张老照片都伴以一张新照片，但两张照片所拍摄的景物却是出自同一地点。这些照片都取景于长城全线，展现了万里长城在不同地区的风貌。老照片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自同一个拍摄者，新照片的绝大多数则出自另一个人，他们两个人都叫威廉（William），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他们与万里长城的渊源，相隔了将近一百年，长城就像一根跨越时空的纽带，把他们的热情和梦想系在了一起。我们姑且称他们为老威廉和小威廉吧。

　　小威廉叫威廉·林赛（WilliamLindesay），英国人，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展的策展人。小威廉是个地道的长城迷，在英国主修地理和地质学期间就对长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87年，小威廉终于梦想成真，亲自来到了中国，真正走上了万里长城。这一走就是1500英里，相当于2400公里，林赛独自一人从山海关徒步走到了嘉峪关，走遍了明长城的全线，其中有很多地方，中国的研究人员当时还没有条件到达。

　　小威廉完成壮举后非常兴奋，他整理了沿途的照片和记录，编写成书，取名《独步长城》（Alone on the Great Wall），1989年在英国出版。他想自己可能是西方世界完成如此壮举的第一个人了。

　　就在林赛沉浸在自己的照片和记录中时，他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随附信件寄来的还有一本书，名字叫《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09年就已经出版。当看过书的内容后，林赛恍然大悟，原来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有一个西方人徒步考察了长城全线，并留下了图文并茂的精细记录，包括长城的外观、结构、周边的水文地理、风土人情、社会风貌，详尽到无以复加。林赛意识到，留下这些记录的前辈，可能才是西方第一个完成全线徒步考察万里长城的人。

　　《中国长城》的作者，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老威廉。林赛看了老威廉的书，感到很惊讶，他惊讶的是，自己研究过那么多有关长城、田野考察、游历中国的书，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更没有听说过有关这段长城考察的经过。于是林赛决定追根溯源，去发掘老威廉的故事，并且最终重新开启了老威廉的人生档案，让这位被遗忘的美国旅行家（America’s forgotten explorer）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

　　老威廉全名威廉·埃德加·盖尔（William Edgar Geil），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农场，后来被多伊尔斯敦（Doylestown）的浸礼会教堂许可传教，但盖尔一生都没有成为真正的牧师。

威廉·埃德加·盖尔（William EdgarGeil 1865-1925）

　　基于宗教情节的感染和对于探索世界的极大热情，盖尔开始了他的传教之旅，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海外布道，而盖尔在传教期间所进行的活动，却远远多于布道本身。盖尔一生中的考察足迹遍布很多地方，多次到过中国。他考察过中国当时18个省的首府，拜访了中国的五岳，还去过巴勒斯坦、缅甸、赤道非洲、澳大利亚以及诸多太平洋岛国。他曾经泛舟于长江和刚果河，也曾在食人族部落中居住过。在他最后四年的海外考察中，盖尔完成了10万英里的行程，从萨摩亚到斐济，北上日本、朝鲜，经中国内陆，穿过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再西行经印度穿越非洲。

　　而在所有的旅行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令盖尔着迷的，是他全线考察长城的经历。1907年，盖尔历时四个月，全程1800多英里（约合2900公里），完成了对万里长城的全线考察。他拍摄了大量照片，制作了详尽的田野考察记录。全程徒步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盖尔没有漏过长城的任何一段，他不仅拍摄长城，还拍摄长城脚下的风土人情，记录了沿途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增长的情况、税赋情况等等，并就此写出了世界上第一本全面介绍长城的著作，《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

　　盖尔曾经自信的说，他希望他的书能够成为一本精益求精的杰作，能够让以后的长城学者们感到“除非抄袭盖尔，否则写不出其他任何东西”。（The book should be ”so complete that the future historian of the Wall would find little to write about unless he pirated our notes...”）

　　在结束了长城考察后，盖尔回到美国并于1912年完婚。在此后的1912年到1914年间，盖尔夫妇在多伊尔斯敦（Doylestown）建造了一栋含有30个房间的大房子，盖尔对长城的迷恋也体现在这栋建筑上。在房屋的一面外墙上，镌刻着盖尔拓自嘉峪关关门外清代石碑上的书法汉字——“天下雄关”。在紧邻房屋的空地上，还建有中国式的水塔。

盖尔在多伊尔斯敦建造的大房子

　　1925年，盖尔因患流感死于意大利，他的妻子花重金将他的遗体运回了故乡多伊尔斯敦（Doylestown）。而盖尔所有的考察资料，都留在了那所大房子里。

　　1960年，盖尔的妻子也去世了，当家人准备把房子卖掉时，在书房里发现了一个大木箱子，里面有一些盖尔在旅行中收集的物品和研究材料。箱子里的东西作为遗物被家人保存了下来，另有21铁箱的资料则在房屋出售的时候卖给了一个收藏家。

　　我们不禁好奇，作为一个经历如此丰富、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旅行家，盖尔的遗物都有什么呢？

　　沿着斯坦因与伯希和的路子，这回美国人在长城上抢了个“第一”，我们不禁会想，恐怕有不少与中国、与长城有关的珍宝要被卷走了，对于一个走过当时中国18个省会、对中国文化和长城文化保有极大热情的洋人来说，纵然不偷不抢不捡，“买”一些、“换”一些，也是太过容易的事了。

　　然而结果不免让人“失望”，盖尔遗留下来的全部纪念品，仅有一把非洲弓和毒箭、一面美国国旗、许多做演讲用的玻璃制幻灯片、一盒底片、一件汉服、几本拓片。旅行家盖尔所留的实物纪念仅此而已，其余则是相当大量的照片、笔记、剪报、田野考察簿等等。这些就是一个历经十几万英里旅程的外国人，在亲自邂逅如今积贫积弱却曾经灿烂辉煌的古老文明后的全部“所获”，没有一件能够称为“宝”的收藏，听起来都有些脱离“套路”。

　　就连盖尔的晚辈们也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认为盖尔是一个对旅行充满热情而且付出了大量实践的“怪蜀黍”，既没带回来什么宝贝，也没留下什么让人趋之若鹜的好东西。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他所留下资料的价值，尤其是那些照片。

　　在二十世纪初那段动荡的岁月，很多外国人来中国作了文物“强盗”，他们趁着古老文明孱弱无力之时，争分夺秒的抢夺，时有相互之间的争抢和算计。在他们眼里，只有对珍宝的贪婪，却缺少对文明的尊重和敬畏，以及让文明延续下去的使命感。

　　殊不知，当一件文物离开他所生长的土地时，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拿走它，也就是杀死它，带走的只是“尸体”了。每一件文物自有他的寿命，从出生到年老，自有它不同的容颜，若在未及消逝之前就生生地拿走，则仿佛把年轻的容颜永远冷冻起来，样子还是那个样子，但已经没有生气。一件件的文物摆在博物馆里，千年不腐，但已不再有一方天地环绕，不再有日月变换风雨雕琢，没有了生养它的土地山川，文物死了。很多二十世纪初的探险家们所做的，正是这种掠夺，如今在欧洲有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收藏馆，里面躺着的，很多都是来自遥远异乡的冷冰冰的“尸体”。而“大师”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眼力卓群，善于优选罢了。

　　然而盖尔似乎对20世纪初那股你争我夺的风潮并不在意，他一生中对待旅行的方式与同时代的旅行家不同。他似乎只专心于记录，而并不热衷于带走一些有价值的实物。的确，盖尔除了照片，什么都没有从长城拿走；除了脚印，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正是他记录的这些资料，特别是照片，精细地描绘出盖尔考察过的“那时那地”不可复制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映像。

　　人们逐渐意识到盖尔照片的价值，它是活的，并不像冷冰冰的文物。照片和文字的记录是“拖泥带水”地保存下来的，裹挟着时代的“泥沙”，传递着当时的人们对所处环境的认知。盖尔的照片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当时长城的全貌，看到20世纪初的中国，看到那个时候人们对待长城的方式，让后来者能够通过他的记录仿佛真实地走入历史。这就像我们偶然间翻出小时候的照片，看到小时候写的作文，能瞬间把我们的记忆带回童年。

老威廉所著《扬子江上的美国人》插图

　　故事还要讲回小威廉，因为他后来所做的事情，让老威廉的记录更有意义。

　　在林赛仔细查看了盖尔的照片后，他惊奇地发现照片里的许多地方，自己也曾到过，而且也留下过照片，但是相隔数十年，同一个地方的长城已经变了模样。这使得林赛下定决心，重走长城，把盖尔照片里的地方一一找出来，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重新拍摄，看看长城到底变了多少。

同样的位置，盖尔能够看到的敌楼，林赛却没有看到

　　于是从2004年开始，林赛开始重新拍摄长城的行程，循着盖尔一百年前的足迹，留下一百年后的影像。林赛说，每当找到一个精准的地点后，他都激动不已，一面在同一地点拍摄，一面想象着将近一百年前，盖尔也站在同样的位置操作着手中的相机。

　　就这样，形成了一组组让人看了恍如隔世的对比照，促成了今天陈设在我们眼前的《万里长城，百年回望》图片展。这些对比照，让盖尔的老照片更有意义，也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一百年来，我们的万里长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浩劫，又怎样坚守了下来。

　　在很多对比照中，一些原先标志性的敌楼、烽燧已经不见了，一些漂亮的雕花石砖从门楣上消失了，一些地方出现了垃圾。如果长城有生命的话，那么显然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他老得太快了。

　　相信看过老威廉和小威廉照片的人们都会深受触动，总会不自觉地修正我们对于长城的认识，反思我们对待长城的方式，反思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没做，不该做什么却做了。我想也许这就是记录的力量。有记录意味着不遗忘，知道从哪里走来，才知道要往哪里走下去。对每一个人如此，那么对于一个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呢？又或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呢？

　　1995年，多伊尔斯敦（Doylestown）成立了“多伊尔斯敦历史学会”，近年来不断组织了有关威廉·埃德加·盖尔的展览和讲座，还制作了纪录片《Geil of Doylestown: Forgotten Explorer》。尽管如此，老威廉仍然没有什么名气。

　　威廉·林赛后来生活在北京，有时间的时候，他会组织志愿者去箭扣捡垃圾。小威廉一直致力于对长城的保护。他说，他知道很多野长城，他们很美，但他只想记录，却并不愿意宣传野长城。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老威廉是真的被世界遗忘了，被他的祖国甚至家乡遗忘了。也许有一天，小威廉也会被遗忘，或者不曾被真正记得，在英国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并不难以理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西方人的意义，远比不上斯坦因与伯希和这样的人物，因为斯、伯是实实在在地把稀世珍宝带到了西方人眼前，而两个威廉用照片所传递的内容，西方人看不明白。真正没有理由遗忘的，其实是我们，因为两个威廉在异国他乡留下的记录，是受用于当地文化所有者的，他们实际上做了本应由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所以找到他们，记住他们，也就是找回我们自己，记住我们自己。

　　如今，每年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大英博物馆观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即使大多数人从没有到过那些珍宝原本所在的地方。而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在中国仍然少有人知道。我们总是提醒同胞们时时记住被洗劫之殇，却往往忘记了怎样做才能真正看护好我们尚且保有的。冷冻的“尸体”如果回到适合的环境，还有“复活”的可能，但如果没被掠走，却终有一天被我们自己“毁尸灭迹”，岂不更说不过去了么。

　　从嘉峪关出来以后，看了一段视频，有一个外国人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中国在21世纪崛起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很感兴趣，却发现很多记录找不到了，于是才来找我们。( China is emerging in 21st century and people are now realizing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find that they don’t have access to it. So they come to us. )

　　听起来多么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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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及网络

　　本版编辑：阿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