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大千与敦煌莫高窟壁画对比，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张大千与敦煌莫高窟壁画对比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对张大千进行“查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打去措辞严厉的紧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严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个人私欲：张大千随意剥损敦煌壁画
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敦煌，如苦行僧般临摹壁画。后来张大千接到二哥病逝的消息，中途赶回重庆治丧。1941年3月，张大千筹措资金，携几位藏僧画师，从兰州出发，第二次抵达莫高窟。
张大千特地雇佣了塔尔寺的五个喇嘛，这些喇嘛掌握一种缝制画布的特殊技艺。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高数丈，张大千带去的纸根本不够长。缝布会有针眼，画布缝紧后针孔更明显，但塔尔寺的喇嘛却能缝得天衣无缝。这些画布缝好后，加上一层用羊毛熬成的胶和生熟石膏，干后再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正面反面涂上很多次，这种画布不仅光滑，下笔不涩，用墨不渗，也利于保存。
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白天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一到午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
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
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便开始展出自己的敦煌临摹作品，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成立。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张大千卖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还向人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才还清。
张大千对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年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对敦煌文物的破坏也是不可饶恕的。1941年中秋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随行的窦景椿后来曾回忆：“记得参观到一个洞时，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成分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张大千向于右任讲述了他的一个新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窦景椿在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为了让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但是也有记载表明，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的。1948年，经由兰州某报通讯，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张大千多年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对此进行驳斥，指出张大千使用剥败壁的方法是我国美术史的一个创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老友谢稚柳也为其辩护说：如果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打掉，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张大千与敦煌莫高窟壁画对比？谢稚柳与张大千40年朝夕相处，二人同一天离开人世。
身在台湾的张大千看到这些文章以及老友为自己的辩解不禁老泪纵横。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既然当时的工艺还不能达到内外兼得的水平，那么张大千就应该将此保留，待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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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说他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而且，他们还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要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某报一篇长篇报道的刊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也就成为了许多人争论的焦点。这篇报道里说：“罗华庆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
张大千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以探视隐藏在里面的早期壁画。他或许是为了使自己看到更多的古代艺术，或许是不让他之后赴敦煌临摹的画家领略这些珍品，这一做法不仅自私，而且使敦煌壁画蒙受了一次无以复加的灾难。
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内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张大千剥损的壁画位于进门甬道，据介绍，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 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
甬道的墙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层层剥画的断面。据记载，这座石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掘进一米，而张大千在短时间内使它大大改观。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
报道确定这些壁画的剥损是张大千所为，而张大千这样做，不算是一种考古性质的举动。报道最后感叹说：“100年前，王道士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国人出卖藏经洞文物，相隔40年，张大千一面宣扬敦煌艺术，一面却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敦煌壁画，这是愚昧时代的两个悲剧。”
最富争议：张大千剥损壁画是否情有可原
对此报道，罗华庆认为是“有失偏颇”的。罗华庆说：“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我只是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一种破坏。‘他的言下之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他并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永翘则认为，该篇报道不但没有“证实和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反而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历史真实。这位张大千故乡的专家曾历经数年，行程万里，查档无数，对此问题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
“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他对于敦煌艺术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张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画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人，他对弘扬、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纯粹是听了“传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樊锦诗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
如何解释现在敦煌壁画上遭破坏的痕迹呢？樊锦诗说，1965年她来敦煌时，莫高窟尚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乱得很”，更何况在40年代。当时，这里还曾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期间，人员进出很杂，谁也不能肯定说被毁坏的壁画就是张大千所为。
樊锦诗一再强调，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现在他们研究人员也会给洞窟重新编号。
功过难辨：张大千剥离壁画不一定没有私心
认为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确凿无疑，从张大千一生中所做的其他各种有争议的事情来看，张大千剥离壁画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没有私心，他除了是一名画家， 同时也是收藏家，一生收藏了许多稀世珍宝，据说还有一部分被转卖给了日本人，因此保不齐被剥离的敦煌壁画也成了他的收藏品。
无论如何，张大千对敦煌所做贡献比破坏要多，何况他那点儿破坏比其他人差远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莫怪张大千。后来国家吸取了这类事件的教训，对这些搞艺术研究的人留着一手，并不是言听计从。
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四十年代曾有人在甘肃的报纸上揭露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但未引起重视。因此，对他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在这座举世闻名的洞窟内墙上，张大千居然用毛笔题写了一篇文字，这种对中华国宝的满不在乎，以及唯我独尊的态度，令人惊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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